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坚决查处发生在农民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这是十八大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3年关注农村腐败问题。

近年来，一些村官雁过拔毛、过手收钱，把手中或大或小的权力用来寻租，使得来自社会基层的腐败案例呈现多发之势，社会影响也越来越大。特别是媒体不断曝出“小官巨贪”的典型案例，反复挖掘“富豪村官”的新闻价值，把世人的目光吸引到了村官的富裕程度、奢靡深度、贪腐烈度，在这种“聚焦灯”下，“富豪村官”再次被推到了舆论场的中央。

“富豪”能否当村官，早已破题。从中国历史传统看，封建社会的历代农村“掌门人”，大多的是士绅阶层等乡村社会精英群体。实行村民自治之后，农村基层组织选带头人一直倡导“自己不能富，不能当干部”的理念，各地均在大力选拔“带头致富和带领群众致富”“双带能力”突出的村级组织负责人。另外，在“先富裕起来”政策的刺激下，农村一部分“富者”在经济地位改变后，滋生了强烈的政治诉求，促使富豪们走上了农村政治前台。在这些多重背景下，“富豪”变身为“村官”，成了农村的一道“政治风景”。

从现实看，“富豪村官”的出现，虽然在带动农村经济发展、转移农村富裕劳动力、促进群众增收致富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伴生的窃取基层资源、暗涌以权谋私、滋生黑恶势力等现象，也成为农村的“另类风景”。

面对不同的“风景”产生不同的感受：“富豪村官”们认为自己是“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大叫“冤屈”；老百姓却认为他们是“种了公家的田，肥了自家的包”，直呼“坑爹”。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病根出在制度上：其一，定性考究“入仕动机”的制度缺乏，让一些别有用的“富豪”靠小恩小惠、靓丽承诺赚取了选票，当上村官。其二，科学防止“官商同体”的制度缺乏，给少数“富豪”搭建了窃取集体资源的“权力平台”。其三，严密有效“刚性防腐”的制度缺乏，使个别“富豪村官”举起“自治”的幌子，脱离了监督。

当前，中国农村正由传统走向现代，乡村社会的权威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乡村社会涌现了一批率先富裕起来的能人，农村先富群体不仅是农村一支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力量，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富豪村官”已经成为基层治理中“关键的少数”，必须通过规范管理、科学引导、制度护航，让“富豪村官”真正成为农村发展的“引领者”、村级管理的“当家人”、新村建设的“经营者”。否则，这支力量有可能成为蛀蚀群众利益、蚕食党委公信的“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