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开的力度越大，诉讼的数量越会减少，社会越和谐有序，全民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积极性也会不断提高

司法权作为一种国家判断权，因其高度的专业化和程式化，往往很难脱下神秘的外衣。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和信息传播的大众化，法庭由现实世界的“剧场”走向了虚拟世界的“广场”，民众对审判过程和裁判结果的关注一再升温，司法神秘化的空间急剧缩小。比如，近来的“薄案”微博直播，“李案”网上围观，都改变了传统意义上司法公开的内涵。

信息时代的司法公开，无疑会对一线法官带来某种压力和不适，质疑声也随之而起：捍卫司法权威，是通过重新披上司法神秘化的外衣，还是通过全方位的司法公开？这不仅是一种司法方法论的选择，更是一种法律价值观的革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审判公开，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在信息时代，司法公开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意义尤为重大。这是因为，传统的司法公开局限于庭审公开和法律文书公开，传播的时空范围均可控。而信息时代对司法资讯的叠加传播、迅速复制和成倍放大，对司法活动的规范、严谨和自律提出了更加苛刻的要求，同时也使当事人的私权利益被屡屡置于网络舆论的裹挟之下。在多重价值相互矛盾和冲突的大数据时代，我们既要穷尽一切法律手段来捍卫私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空间，也要正确认识互联网时代司法公开带来的巨大价值。

对法官而言，司法公开是对其自由裁量权的约束和规范。在规定范围内，将当事人的诉请是否成立、证据是否采信、适用的法律是否准确、权利义务的分配是否恰当等理由公之于众，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才能在法律的笼子里运行。同时，一份好的裁判文书，可以全面展现法官的法律素养、文字水平和价值取向，是法官职业化水平的最好标尺，也是司法文明程度的集中体现。因此，网上公布裁判文书，既是压力和挑战，也是推进法官职业化进程的重要契机。

对社会而言，司法公开可以更好促进诚信体系建设。比如，对一些制假售假和严重侵犯人民群众权益的案件，通过网络直播庭审和在网上公布裁判文书，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曝光，使其在二次进入市场时付出比守信人更大的代价，以儆效尤。司法公开也可以帮助社会成员进行有效的行为预期。通过公布裁判文书、提供便捷高效的检索和查阅系统，为社会成员提供具体而明确的行为导引，便于公众通过一个个鲜活的判例来识别和判断自己的行为后果，帮助其形成较为科学的行为预期，并选择解决纠纷的具体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司法公开的力度越大，诉讼的数量越会减少，社会越和谐有序，全民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积极性也会不断提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司法公开，恰可以从制度和程序上抵御外来干预。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而排除外来干预是依法独立审判的重要保证。实践证明，坚持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确保“干预必留痕、过问必留印、干扰必有责”，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才能够树立，人民群众才能够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

（作者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