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山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宣布，拿出500万来奖励举报公路三乱人员。如今一个月过去了，山西省治理三乱的首批收黑钱的交警受到了严肃处理，两名交警大队长被免去职务。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尽管举报三乱人员的不少，但是奖金却至今无人来领取。（6月14日《中国之声》）

此事无甚惊奇，正如相关官员所言，“司机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过程中，还心存忧虑，大家怕举报以后遭到打击报复。”为打消这种忧虑，现成的办法当然很多，例如以保密方式发放奖金、允许举报者匿名领取等等……但倘若纠偏动作止步于此，未免扬汤止沸。所谓“畏惧”，表面源于举报者的安全无专门的技术保障，根源则是，“权为私用”的空间确实存在。

公权的私用可能，是一种变化多端的集合。在任之人，固然能在特定领域呼风唤雨；一旦离任，权力的余温，仍能在长时间里起作用。除在职位的权力赋予外，权力触角的延伸，也会让人势力不减。事实上，由私交、旧谊等建构的权力场，在很多时候，更能决定一个人的实际地位。因而，山西省虽处理了一批收黑钱的交警，却未必能同时根除他们实际存在的“能量”。

当“去职而不权尽”，必然会产生诸多后遗症。特别对于被撤职的公职者而言，残存的“操控力”，极易转化为打击报复的工具。怎么消弭“权力余热”，是个问题。归根结底，是如何避免“公共职务”畸变成私力工具。试想，如果一个人被撤，其实际能量也随之终止，正义者必会更具勇气，检举不法也必更加笃定。

消除权力的余威，需要有壮士断腕的底气。众所周知，将一个人与特定公职切割是容易的，走组织程序、司法渠道等都极易实现；但是，将他和所对应的私人资源隔绝，却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除了制度、法律等刚性设计，人心、情感、记忆等，也就是社会运转的秩序因素。山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的尴尬在于，其即便可以保证奖金发放保密、安全，也能保障被举报者无法直接报复，却不能担保被举报者不会借力打力、曲线复仇。

“举报奖金”无人敢领，绝不仅是“徒木立信”式的公信命题，而是社会成员基于旧例形成的自保术。自保者无罪，谁也不能指责他们怯懦。理性的舆论，应当有清晰的指向，即怎样以更严格意义的科层制，消解公权演变成私力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