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女士原本是简单的右脚崴伤，但经过积水潭医院和首都医科大学附署北京中医医院的治疗后，导致神经不可逆损伤，整个膝关节以下都失去了知觉。昨天记者获悉，北京市一中院判决中医医院赔偿李女士3.8万余元，积水潭医院赔偿11.4万余元。（1月15日《京华时报》）

经当地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医疗鉴定，结论显示，接诊医院存在明显医疗差错，令李女士出现了伤残。法院据此，做出了这一判决。但细读完新闻，我的一个感叹是，这起医疗诉讼真像一场“马拉松”，实在是耗费了当事人太多的时间。

新闻说，09年元旦，王女士因脚崴伤并骨折到医院急诊骨科开始治疗。到4月9日，经手术治疗后，李女士被确诊为神经损伤。难以接受这一结果的她开始进行司法诉讼，起诉两家医院索赔24万余元。截止至今，一场原本并不复杂的医疗事故，走了超过2年半的时间，患者终于才拿回了一个他们希望看到的司法裁决。从时间成本来看，这条维权路走得实在太艰辛。尽管，迟来的公平虽然也是公平，但含金量却已为之大打折扣。

时下，很多身陷医疗纠纷的患者会抱怨，走司法诉讼太不现实，维权成本实在太高。这种成本除了经济成本，更多体现在时间成本上。不客气的说，多年来，医疗诉讼进程缓慢是一种常态，动不动就一拖数年。漫长的诉讼过程中，难免会令患方当事人身心疲惫，影响正常的工作及生活，甚至有可能进一步激化医患矛盾。去年，书法家王宝洺举刀砍向了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徐文。事后，其妻龚女士就向媒体坦言，砍人肯定不该，但拖了三年的医疗官司，一度让王宝洺“看不见希望”，从一个“好好先生”，变成了残疾，陷入抑郁。这虽然是一个极端案例。但事实上，如果很多人因此对医疗诉讼望而生畏，有可能会是一件糟糕的事情，从而影响到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心与热情。

随着人们对医疗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但医疗的特点之一却是高风险，大大小小的医疗纠纷及冲突很难避免。解决这些冲突及矛盾，协调正常而健康的医疗关系，医疗诉讼可能才是最值得依赖与信任的主要途径之一。但如果医疗诉讼总是变成这样的“马拉松”，如何承载公众的这种期望？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医闹”与“私了”出现，维权的人总希望借助于非法律途径（找医闹找记者找政府）来解决问题，而不是走医疗诉讼的渠道？从这样马拉松式的医疗诉讼案件中可窥见一斑。相反，在很多发达国家，一旦出现了难以协调的医疗纠纷,找律师是第一选择，人们很少去选择医闹或者私了，医生执业往往是人身安全有保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