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这个群体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了，即其职业已经变了，但为何还要特别加以区别，而拿“农民”身份说事儿呢？为何不把务工的市民叫“市民工”呢？

在中国社会现实中，农民客观上本就遭受种种歧视，但为何又要来个“农民权利”呢？难道农民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既然是，为何不说“公民权利”呢？究其本质，还是一种歧视，只不过较为隐藏了。尽管有关作者的本意是想消除歧视。

其实，此类怪异现象的存在，本身也反映了称谓的重要。正因如此，所以古人才教导我们：“名不正则言不顺”，这是颇具智慧的。

众所周知，赢政当年统一中国，可谓功高盖世。于是乎，为了其名号，各方可以说是煞费苦心，而最终推出了“皇帝”之称谓，意即赢政之功劳比“三皇五帝”的还大。此后被沿袭2000余年，足见称谓之重要。

其实，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譬如，在一家乡镇企业，有谁会把总经理称谓为“农民工”呢？尽管这个总经理原来确实是农民，甚至出任总经理后还保留着农民身份。

通常情况下，为何都要改口呢？其实原因很简单，这就是称谓非常重要。

正如笔者在此前的一篇题为《中国取消“农民工”称谓是历史迈进一大步》所讲，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较长历史时期，中国基本不许农民自由流动。如果农民要远离家门，需事先取得当地官方的同意，并手持官方的证明。不然，往往就不能成行。否则，十有八九会受到严肃的处理。有关用人单位，也不得让盲动人口——没有证明的农民获得工作机会。其用意就是想把农民牢牢地“稳固”在土地上。但是，改革开放的东风，终于让中国农民拥有了出外就业的机会，即不必再去找官方开介绍信之类的玩意儿，就可以去外地从事“副业”了。后来，包括新闻媒体等在内的有关方面，将这个可以自由流动的群体誉为“农民工”。就此意义而言，当初提出“农民工”称谓，是反映了一种历史进步。

而且，正像胡星斗、李方平、管铁流、朱攀峰、张赞宁、杨世建、陈平凡和李松奎等8名专家在2012年1月11日向国务院提交的题为《关于政府行文中改变“农民工”称谓并籍此推动城乡户籍平权的公民建议书》所言，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社会各界，包括新生代的务工者，已经意识到“农民工”称谓确实存在歧视的成分并呼吁称谓的改变。2011年12月8日，全国妇联宣传部、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发布调查报告，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新生代进城务工者不希望被称“农民工”，依然认为自己是“农民工”的，只占14%。在原有制度安排下，“农民工”较之普通工人有了低人一等的色彩，这也是超过八成新生代务工者不希望被人称为“农民工”的原因。而且“农民工”的称谓过于强调了户籍的差异，不利于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只有不断坚持户籍制度改革，剥离附着在户籍制度之上不合理的利益安排，禁止基于户籍的差别对待，才能真正让“农民工”称谓走进历史。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国让“农民工”的称谓消失非常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