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消耗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空前压力

从能源、基础金属、农产品、矿产品等大宗商品的历史价格波动看，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长周期：西欧工业革命至1973年前的殖民地时代，大宗商品处于极低的价格水平。1973—2004年民族国家工业化时代，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并伴随较大波动。2005年，人口大国开始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可以预计，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资源品价格都会保持高的指数上涨和波动态势，这是后危机时期的另一大特征，这将改变原有工业化生产的分工格局和消费模式。随着经济增长开始与多数人口相关，大规模城市化和不断增加的中产阶级将推动大宗商品需求，也就是说，城市化是一个大宗商品密集化过程。新兴市场经济体正在重复发达国家所走的道路，继续扩大人均资源消费量，并将远远超过以往发达国家发展对资源的需求，给资源能源与环境带来空前的压力。另一个大的原因是资源的垄断和管制加强。以石油公司为例，国有化率从20世纪60年代的30%提高到2007年的86%，资源国有化和国家管制已经是一个基本趋势。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均呈现贬值趋势，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在美元不断贬值的过程中价格不断上升。

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者和货币供给者相分离

在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并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主要贡献者的同时，全球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却仍是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货币，在可预期的5—10年中，替代性储备货币和国际货币体系大的改革仍难实现。发达国家经济体仍控制全球的货币、金融市场、金融工具、机构、交易规则。尽管储备货币之间的结构在发生微妙变化，欧元份额明显上升，日元地位下降，但美国依然主导着全球的货币权。经济增长贡献者和货币供给者的分离直接导致经济摩擦。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的货币政策直接影响全球经济稳定，其利率水平、货币供给量影响他国福利。如美、欧为了刺激本国生产，继续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而新兴市场国家早已复苏，无需再强化刺激，全球经济频繁摩擦即源于此。美国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直接冲击了新兴市场国家，印度、巴西和中国因受到热钱冲击而出现了经济过热的迹象，印度2010年通货膨胀率达到两位数，巴西达6%，中国按季度看接近5%。

全球冲突中出现新型国际合作

危机以来各国加强了全球多边经济政策协调，一些新型的国际经济合作开始出现。首先，7国集团扩展到20国集团。20国集团中包括很多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的斗争一方面会继续，另一方面也会在该机制中达成某种妥协。在IMF投票权的改组中，中国投票权上升到了第二位，中国在全球协调中正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次，除了去杠杆化、滚动还债和重组资产负债表外，危机的教训还要求加快实现一个基于各国经济自我平衡的全球经济再均衡过程。各种新的国际规则正在酝酿和形成中，尽管这些新规则可能一时还难以从根本上撼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失衡的世界经济结构。再次，危机也极大地扩展了国际政策协调范围，涉及金融贸易等领域。最后，为了对抗发达国家的垄断和国际货币霸权，“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加强了相互交流和协调，类似于中俄双边贸易进行本币结算等新型国际合作正在深入推进，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和一篮子货币在未来更有可能成为货币政策的一种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