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与这一突破相关，他们还提出了一个与如何认识马克思的“整体像”相关的“卡尔·马克思问题”。我们知道，究竟以什么标准来划分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以及如何评价这“两个”马克思是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焦点。西方马克思主义往往从人道主义角度解读《手稿》，甚至解读整个马克思主义，认为早期的人道主义是马克思的思想高峰。与此相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则强调晚期《资本论》的科学精神，将《手稿》视为马克思不成熟的思想，而将《资本论》视为马克思思想成熟的标志。结果，在马克思思想史上就出现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与“科学的马克思”以及“早期马克思”与“晚期马克思”之间的双重对立。这些对立的背后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不同理解，如果用日本学者的习惯说法，就是对马克思的“整体像”、“原像”的不同认识。

那么，该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一双重对立？由此出发，又该如何把握马克思的“整体像”和“原像”？这是60年代初期日本马克思主义学界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泰斗内田义彦曾称这一课题为“卡尔·马克思问题”。回答这一问题实际上成为60年代中叶以后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主旋律，正是在这一主旋律下才诞生了广松的“从异化论到物象化论”图式和望月的“异化和分工的历史理论”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卡尔·马克思问题”是60年代日本马克思主义兴起的直接原因。

由于实现了这两大理论突破，在20世纪60至70年代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宇野经济学”、“大冢史学”、“望月史学”、“《现代的理论》学派”、“市民社会派”等各种学派林立；围绕《巴黎手稿》的“早期马克思论争”、围绕《资本家生产以前各种形式》（简称《各种形式》）的“共同体论争”和“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争” 、围绕《大纲》的“中期马克思论争” 和“第二循环的结束问题”、以及围绕法语版《资本论》的“个体所有制”论争等等，可谓精彩纷呈；此外，还出现了“黑格尔左派和早期马克思问题”、马克思的“世界史像理论” 等焦点问题。整个日本马克思主义学界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一时间，在日本的大学里做经济学的大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做历史学的大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中情况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一跃成为日本学界的主流话语。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日本马克思主义作为一支有别于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兴力量终于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

那么日本马克思主义又有什么特点呢？我以为，它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范式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即重视文献考证和文本解读的“学术性”、横跨多种学科领域的“综合性”以及拥有丰富和敏锐的“时代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