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哥本哈根大会传来的信息就是佐证。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副团长、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司长苏伟在12月8日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讲，欧盟与美国减排目标让人非常失望。按照排放责任与减排对等原则，西方发达国家应该在低碳经济中承担更大的公共责任。然而，无论是从满足《京都议定书》要求的减排目标看，还是需要发达国家对全球节能减排进行更多补偿资金看，都与预期相差很远。在资金和技术转让方面，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寄予厚望。发达国家在会议之前曾许诺要资助发展中国家，如欧盟表示从2012年开始每年提供1000亿欧元。然而在谈判中真正兑现的承诺却成了在2012年前拿出1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苏伟如是说，100亿美元听起来很多，其实全球人均也就是不到2美元。在丹麦，2美元还不够买咖啡的。

第二个悖论：全球温室效应来自成本外化的工业化模式，而低碳经济的解决方案是期望在不触动这个模式的前提下，消除外化的成本，这是不可能的。

退一步讲，即使哥本哈根会议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也不等于低碳经济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文明危机。造成地球温室效应的深层原因来自已经带病运行的成本外化的工业化模式。而低碳经济的解决方案，是在不触动这个模式的前提下，希望通过外部的减排来解决温室效应问题。这样一种解决方案，就像一个肾病患者，通过外部血液透析来代替肾脏排毒代谢功能一样，在短时间内可以暂时地维持生命，但如果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这样一种依靠技术力量的外部解决方案是不能维持下去的。现代人类面临的文明危机是双重的：一方面是温室效应造成的环境与气候的危机，另一方面是工业经济模式本身带来诸多危机。而不断生产毒素的工业化模式才是当代人类文明危机的根源。然而，在西方主导的这个工业文明的世界中，我们只承认存在一个危机，这就是外部的环境危机，而为我们提供物质财富的工业化模式却是没有问题的。低碳经济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而形成的。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关于减排的谈判中，各国都不愿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都希望别人多减，似乎有病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特别是发达国家更是如此。

第三个悖论：发达国家是造成全球温室效应的最大责任者，但按照低碳经济延伸出的低碳交易模式，发达国家又会成为低碳贸易的最大获利者，这是不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