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崇尚“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所以他非常重视人民监督，扩大群众参与，注重公开揭露问题。他提出，扩大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就是公开批评。他认为，公开批评比私下批评更有力量，更有利于执政党保持自身肌体的健康，更有利于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毛泽东的领导下，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指出：“我们的党已经领导着全国的政权，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很容易危害广大人民的利益，而由于政权领导者的地位，领导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在党内党外拒绝批评，压制批评。”为此中央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了确保这种公开批评不受压制并取得成效，还明确规定，“凡在报纸刊物上公布的批评，都由报纸刊物的记者和编辑负独立的责任。”这一决定还指出：“只要报纸刊物确认这种批评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令并未征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评者的同意，仍然应当负责加以发表。”“批评在报纸刊物发表后，如完全属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声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如有部分失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作出实事求是的更正，而接受批评的正确部分。如被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或对批评者加以打击，即应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予以处理。上述情事触犯行政纪律和法律的部分，应有国家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予以处理。” 这一决定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产生了热烈的反响，在报刊上进行公开批评蔚然成风。在刘青山、张子善因巨额贪污被处决的一个月前，一些党员群众就投书《人民日报》，批评河北省委、省政府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他们质问道：“刘、张小集团进行贪污行贿已有一年之久，而天津地委同志和李克才等亦不断有过检举、报告……河北省委为什么长期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像他们这样大规模地贪污、盗窃国家财物，在天津专区闹得风声很大，为什么河北省政府竟长期没有发觉？” 在党内外的公开批评下，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河北省政府主席杨秀峰分别代表省委、省政府在《人民日报》上作了公开检讨。1952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河北省委书记的妻子弓彤轩对自己接受刘青山、张子善礼物的错误的检讨。因检讨不彻底，中共保定市委办公室李春、谷雨投书《人民日报》，要求“弓彤轩应重新作检讨”。1952年2月6日《人民日报》为这封来信加编者按予以支持。当时，这种公开批评虽然涉及高级别领导干部，但党内外并没有感到有什么特别和不妥之处，也没有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相反，倒给广大干部群众一种振奋、一股力量，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信任党，拥护党的领导。鉴于这种实践效果，毛泽东在1953年进一步提出：“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从毛泽东倡导公开批评的实践中，能够深刻感受到，公开批评显示的是人民的力量、真理的力量，以及党的强大生命力和自信与睿智——一种更重要的力量。

毛泽东是讲政治的大师，总是把重大社会问题提到政治高度来认识。他的名言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基本思路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都清楚地记得，毛泽东主政时期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如三反、五反、新三反、新五反、反五风、整党、整风、整社、反右倾、四清等，几乎不给人以喘息的机会。运动一来，先是学习教育，继之是个人对照检查和检讨，领导和群众对当事人“帮助”，一遍遍地在领导和群众面前检查、“过关”，到“运动后期”再进行组织处理。问题严重的扣上“政治帽子”，再严重的投入监狱；较轻的记录在档案，“限制提拔使用”。在这样一种政治高压之下，哪一个党员干部没有受到过批评乃至批判？谁没有做过检查或检讨？总之，谁都得“夹着尾巴做人”，不可轻举妄动，不能恣意妄为。这种政治高压，一方面，造成党内和人民群众关系紧张，人们不能彼此交流真实思想，而是互相防备，生怕被抓住“小辫子”，不可能形成畅所欲言、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确谨慎了，谨言慎行，谨慎用权，在客观上起到了监督和制约权力的作用，使更多的干部不能滥用权力，有效地预防了腐败现象的发生。